（点此阅读本文竖排版）
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先贤们奠基了理性的根基开始，人们在挖掘理性思维的道路上一直向前探索，从未停歇。文艺复兴中期，麦哲伦首次横渡太平洋证实地圆说；十七世纪，科学革命揭示行星运动和人体血液运动的规律……理性似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就连我们今天的音乐课上也都在学习古希腊时期毕达哥拉斯用数学诠释的音律系统。人类对美的追求，以及何为美学，似乎和其他自然科学一样，尽数皆可用理性来阐释。
可是，追求理性是否就是人类存在的最终目的呢？这是我本文要提出的质疑。
人所感受的美，有理性的美，也有感性的、艺术性的美。暂且不论这两者有无高下之分，我们可以达成共识的是，艺术之美是通过生理感官接收的。一段伟大的音乐，一幅细腻的油画，一幢宏伟的教堂，即便剥离它的创作背景和创作者的思想，你仍能从作品本身当中收获纯粹的美的体验。这是生理感官领域的美学，而不是将万物诉诸理性分析之下的美学。
《日出》，莫奈，1872
无论你如何宣扬巴赫的对位法音乐中蕴含的数理逻辑，抑或是黄金螺旋曲线与和谐之美的关联，一个不可置否的简单事实是，生理感官是美学体验的直接参与者。
两千多年以来，西方音乐家们将他们的才华注入到以毕达哥拉斯的八度音阶为基础的音律系统中，依托于这个音符体系，他们创造了璀璨的音乐文化。但另一层面，这种对音高的固定限制却也成为了一种束缚。
直到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芝加哥，当以自由不羁的非洲音乐为根基的爵士乐与当地的传统古典管弦音乐相互融合，酝酿出了前所未有的声音艺术，拓宽了毕氏音律系统可以触及的边界。
如果说音乐艺术要得到更充分的发展，需要挣脱一切规则的束缚，那么绘画艺术则可以说一直保持了它的直白和任性。从梵高与弟弟的书信集中，我们可以展开一个有趣的想法——所谓艺术，有时就是一个颜色的问题。